□秦川
7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称“国家网信办”）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将数据处理活动纳入网络安全审查范围，并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此前，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连续发布两则公告，宣布对“滴滴出行”“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据报道，这四家企业都在前不久赴美上市，且活跃用户均远超100万。
国家网信办就《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并不突兀，不宜简单将其与四家企业赴美上市一事勾连起来。无论国家安全法还是网络安全法，特别是已经生效并将于9月1日起施行的数据安全法，赋予了有关部门这一权力，也可以说赋予了有关部门这一责任。
“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没有数据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在数字时代，人们越发意识到数据安全的重要性，它关乎公共利益，关乎国家安全，不容丝毫掉以轻心。数据安全法的制定初衷，就是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观照现实，依据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修订《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强化数据安全审查，正当其时。
应该说，我国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的守卫已经进入法治化轨道，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制度安排。但是，针对新形势、新情况，仍需应时而动，及时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等，以堵上可能出现的漏洞，以及最大程度避免监管滞后等问题。纵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可明确感受到一个信号，数据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也更加有的放矢，体现出精准化的特点。
比如，此次修订的一大焦点是：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必须”二字，值得体味。这就向有关企业提出了较高要求，必须严格遵守规定，而不能抢跑，不能顶着禁令而强行冲线。
也许有人担心，强化对运营者的数据审查，会不会侵犯运营者的合法权益？《意见稿》指出：网络安全审查坚持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与促进先进技术应用相结合、过程公正透明与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事前审查与持续监管相结合、企业承诺与社会监督相结合，从产品和服务安全性、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等方面进行审查。一定程度上说，这就兼顾了多方利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见稿》对运营者的权利保障较为充分。比如第十八条规定：“运营者或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认为审查人员有失客观公正，或未能对审查工作中获悉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的，可以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或者有关部门举报。”显然，无论是谁都不能触碰底线，监管部门有责任以身作则，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履职尽责。
应该看到，无论企业还是监管部门，乃至社会大众，都不难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为了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国家有权力强化数据安全审查。有专家举例称，如果上市企业是互联网企业，且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收集产生大量国家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和批量个人信息，那么数据的出境安全风险，就必须慎重对待。这一判断，并非虚妄之谈。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企业在国外上市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则处于风险之中，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信息确有可能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对这种风险不能不正视并拆解。正如专家所称，在全球数字化的大背景下，数据跨境流动已经变成一种常态，风险也在快速地聚集和上升，必要的国家安全审查，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建立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如果企业放飞自我，在数据安全上缺乏足够的审慎，乃至为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则有碍于自身健康成长，长久下去必然失去用户信赖。
提升数据安全的治理能力，对有关部门来说是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国家在行动。审要有分寸，管要管到位，在这个过程中张弛有度，就能更好地维护推动社会进步，让民众获得更丰富的收益。从这个角度看，随着制度安排更趋周全，大众的安全感将不断获得提升。
（作者是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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