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促文明，宣教惩诫都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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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广州拟立法促文明。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草案》提出，将对在禁烟场所吸烟、机动车不礼让行人、公共场所乱扔垃圾、遛狗不牵绳不清理粪便等8类不文明行为进行重点治理。

这是一部全面提升我们这座城市文明水平的地方性法规，它不仅对市民个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更对公共部门包括行政执法、服务业等提出基本的行为规范。如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应着装规范、仪容整洁、语言文明等。要求燃气、自来水、供电、医疗、公共交通等服务单位实行挂牌上岗、亮牌服务等。

以地方立法促文明，这是维护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的必要手段，也是城市化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乡村熟人社会，村规民约维护着公共秩序、约束着个人行为，它虽不具法律效应，但由于是“公约”——即大家共同约定，人们都会自觉遵守。在城市陌生人社会，民间公约的影响与约束力有限，要规范公众在公共空间的道德行为，就需地方法规来肩负起重任。

或有人说，公民的道德行为，多属于个人私域范畴，以法来规范制约，是否有越界之嫌？其实，这是一种认识误区。在公共场所，个人行为的文明与否，不仅关乎个体自身，更影响和关涉公众。诸如吸烟、听音乐等行为，虽都算是个人的享乐，但如果不控制音量，或在公共禁烟区吸烟，就会滋扰到他人，甚至可能由此引发争执，妨碍公共秩序。至于像驾车不礼让行人等，则直接危及公共安全，更需严格规范。

因此，以地方立法规范个人行为，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亦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如新加坡、日本等国际公认的城市文明较高的国家，对于个体行为的规范都有着极为详尽的规条，有些条文要求之严甚至超出国人的认知。

既是关涉公民个人行为文明的法规，其约束力如何，能发挥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最大程度为人们所认知所认同。这除了立法时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外，法规一旦颁行，亦需大力宣教，要深入家庭深入民心，让抵制不文明行为成为社会大众的共识。尤其应重视从孩子抓起，懂得守规则、做文明人当是孩子人生起步的第一课。为此，可将文明规约编制成通俗易懂的幼儿园教材。

总之，立法促文明，关键看行动，看法规能否真正落地。要做到这一点，法规条文就须有刚性约束力，要有具体的处罚细则，包括由哪些部门实施等，都应明确。徒法不足以自行，缺乏有力的执行，再好的法规条文都将沦为一纸空文。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