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过的古文明，这与其固有的禀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明的禀赋是指其特有的理念、价值观、制度等，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禀赋是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理念，以及围绕着这个理念而运作的各种原则、制度等。自远古时起，中国人依靠着这些智慧建成了超大文明型国家，保护着中华民族闯过一次又一次的磨难，生生不息，繁荣向上。
统一多民族国家理念，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禀赋
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几个领域的大统一，如文化的统一、文字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等，这些对统一的内涵和精神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保持中原文化主体特点的同时，中华文明广泛吸收周边各个族群的文化，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这种吸收具体体现在一些朝代的人才使用上，如唐朝时，经过之前几次民族融合，已经广泛选用各族群的人才担任各级官员，就连唐朝皇室本身也都带有不同的族群血统。这些都成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有关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些典故体现着凝聚力的初步形成，例如大禹治水反映的是自然条件下团结协作的凝聚精神。中华大地上大江大河大山大平原特色十分明显，尤其是大江大河是塑造中华文明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自然基础。世界上只要有大江大河，洪水泛滥就成了流域内居民一个躲不过去的宿命。大禹治水反映的不仅是“堵”或“疏”的具体治水方法的问题，深层次反映的则是人们的团结精神。大江大河跨越的范围广大，其治理与疏浚很难依靠一个个分离的小国小邦来完成，各管一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唯有团结一致、集体奋斗，才具备治理水患的可能。
大禹治水从自然的角度启示人们，在大自然面前，各个地方的人群只有团结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要创造这样的环境，团结、统一是必然的。这是大自然给予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对于统一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个统一暗含的精神是团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凝聚力。大禹之后的人们对这个道理的理解或许比现代人还要深刻，因为当时的人们有着亲身的经历，现实往往塑造着人们的精神追求。所以，从以大禹治水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早期发源时起，凝聚力就已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把民众放在重要位置，是中华文明凝聚人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
《尚书》记载大禹曾经教导后来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一个原则，违反原则的例子也有许多，那些不爱惜民众，殚竭民力的统治者在历史上往往都没有留下好名声。后来孟子进一步阐释“民为贵，君为轻”理念，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这些理念、思想以及政治制度不是一天形成的，在早期经过上千年的摸索，中间经过春秋战国的混乱，才逐渐探索出一条中华文明融合与发展之路。
统一的观念不是一天或一代人形成的，到了秦始皇时期终于实现了大一统，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战乱，消灭了因诸侯国之间长期战争而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战争痛苦，站在后世整个中国的角度来说，统一消灭了内乱，将各个族群、各个地区的人们从战争中解救出来。大一统从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角度告诉人们，统一有利于安定的生活。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杆秤。虽然秦朝的统治很短，但汉朝以及以后的朝代在国家制度上都采纳了秦朝留下的基本结构，形成“百代皆行秦政治”历史事实。后世多认为，秦朝统治时间短主要是因为面对如此之大的国家，统治者经验不足造成的，后来的朝代吸取了秦朝的经验教训，所以虽行秦制而无秦祸。自秦统一天下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变乱，汉末、西晋末年、南北朝初期、唐末五代时期、北宋末年、南宋末年、明末等，但即便在历史上这些大乱和分裂时期，也是一旦稍有平稳，便又很快恢复和发展，而且中华文明本身没有本质的变化。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虽有王朝兴衰，治乱更替，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内战、内乱是最少的，这与政治上的统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老百姓拥护统一、盼望统一，不要战乱、不要分裂，是多少代人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民心所向成为大一统最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自然也就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础之一，凝聚力自民心中产生，与民心聚合在一起。这是中华文明生命力、活力之所在。
以德感召、教化生民，是中华文明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
为配合政治制度上的统一，中华文明形成了大量关于德治、法治的阐释，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德治成为凝聚人心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远古时代的先贤们早就意识到德治的根本重要性，提出了教化生民的思想，强调君王应以德治天下，辅之以法，德为本，法为末。谁不遵守这些原则，老百姓就会唾弃他；谁遵守了这些原则，老百姓就会拥护他。所以，在中国古时，如果有皇帝暴虐荒淫，人们就会说其失德，有的在历史上留下很不好的名声，有的当时就会被换掉。
中华文明在五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早已形成以德治为主的“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念，这个理念深深浸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以至于我们见到任何恃强凌弱、不讲道义的情况都极其反感。因此，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很强的韧性，因为它是由同一的理念凝聚起来的，而不是由武力和强迫拼凑在一起的，因而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在遇到危机时，一次次重生。反观世界上其他一些曾经存在过的国家，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在遇到重大危机后往往解体，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德治在中华文明里是一个基本原则，但并不是说有了这个原则就可以永保和平，至少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配合以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织，它可以保证国家处于和平状态，免受战争、骚乱的影响。强大的武力是保卫先进文明不被野蛮侵略者破坏的必要条件，而中华文明的武力掌握在保卫和平的使者手中。
当从自然角度、社会角度都解决了统一的凝聚力问题时，文化上的统一水到渠成。文化上的统一需要有人能够对自然、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各种现象和经验教训进行高度的、概括性的总结，而能够进行这种总结的必然是卓越的、彪炳史册的大家，例如老子、孔子、孟子等一批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当自然、社会、文化上都为统一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之后，还需要从具体制度上完成和加固这种统一。
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是中华文明长期保持活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是加强中华文明凝聚力的制度因素。在隋唐采取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科举制之前很久，中国社会阶层就已经保持着上下流动的特性。秦汉以来，各朝代曾有世家大族出现，其中以魏晋士族、庶族之分最为明显，但很少有连续兴盛数百年且普遍跨越改朝换代的世袭贵族阶层，除了孔子家族之外，但孔子家族只是礼仪上的家族，几乎不能干预政治。隋唐时期开始科举制后，通过国家统一考试选拔人才成为重要的政治制度，社会各阶层人员都可以通过学习、考试而成为国家官员，不再只靠血缘世袭，即出身才能成为国家各级官员。这一制度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平等，正是由于这一制度，政府与社会的联系愈加紧密，阶层流动逐渐通畅起来。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平民百姓家，哪怕再困难，有的也要节衣缩食，想尽办法让孩子受教育，参加考试，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这样的考试面前，无论是官员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必须接受一样的公平筛选。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进入政府，这不仅是中华文明对自身的重大贡献，更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这样，政府的组成可以不断获得新鲜血液的注入。
科举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中国不会出现类似西方那样的世袭贵族，因为科举制度暗含了一个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中才逐渐在西方流行开来的思想——平等，即普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国家官员，而不仅仅是靠世袭。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基本的理念与原则，在基本理念与原则之外，还有相当数量情况的例外。有了包括科举在内的具体制度，加上前述的自然、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在几百代人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凝聚力不断增强。正因为中华文明自远古时期以来，不断在融合中前进，各种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制度的理念和原则不断完善，很早就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激励着一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前赴后继，报效国家，造福同胞，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特有禀赋，这种禀赋又不断促进文明凝聚力的形成。一段时期以来，有观点认为家国天下是落后的观念，但须知，我们很难用17世纪才在欧洲逐渐形成的、表达欧洲特点的所谓现代国家概念和标准，来套用中华大地上的巨大文明型国家。没有凝聚力几乎不可能形成长期存在的文明。
凝聚力不是天天挂在嘴上喊出来的、宣传出来的，在和平状态下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也并不明显，而是在出现急难险重情况，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当人民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在大多数人中自然而然迸发出来的一种情感和行动力。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凝聚力，深深铭刻在中国人的心里。
保护好中华文明及其禀赋，是长久保持凝聚力的战略安全问题
既然中华文明拥有如此之好的禀赋、良好的政治制度等有利条件，为何会经历一次次的盛衰循环？为何会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列强？为什么有众多优点的先进文明会被那些西方具有“喜欢打仗、杀人和破坏的精神”的人群征服？
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后，普遍的流行观点是中华文化有缺点，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固步自封，闭关自守，抱残守缺，虽早就知道了一些科技知识，但却没有科技的理论和应用，也缺少思想的发展和变革，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因此要全面学习西方。这种争论自晚清以来已进行了一百多年。但我们应当理清的一个不易为人察觉的历史事实是，满清统治者在继承中原文化的同时，增加了一个严酷措施，对思想、科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压制和摧残，即持续康雍乾三世一百余年的大规模“文字狱”，造成中国科学、技术创造的断层，而这时欧洲却正处在因千年长期战争导致的军事技术猛烈的大发展时期，遂形成了欧洲列强“穷而强”，中国“富而弱”的局面。这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而非因中华文明所谓“固有缺点”所致。
在看待文明时，人们往往对离自己最近的那个历史朝代的特点最为了解，因为往往有很多详实的史料保留了下来，但对更远一些时代的特点，则因许多史料已经散失，不少史实变得模糊不清了。对现代的我们来说，有些情况下一提起中华文明，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离我们最近的清朝，但满清入关的历史只占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只是中华文明的很小的一部分。看待和分析中华文明，应将目光投向更深的历史远处，从更广泛的比较视野来进行。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辜鸿铭认为，中华文明必将战胜欧洲文明，中华文明不仅可以自救，而且可以拯救全世界。
保护好自己的文明就是保护好自己的禀赋，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安全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人应对列强的斗争从16世纪就已经开始，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此后的数十年内他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频次不断增多，远超过去三百年间的侵略总和。列强的历史和文明虽然短于中国，但列强侵略别的文明、国家的耐心却很久长，一旦发现别的文明、国家可以被侵略瓜分，列强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集体扑上，唯恐落后。
不同的文明有各自的特点，塑造着不同群体的秉性，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熟知自己的历史是发挥自己优势和建设强大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础，反之，则很容易被带入邪路。我们对待文明的态度是，对中华文明去其糟粕，取其精髓，同时有借鉴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我们必须能够分清哪些是优秀成果，哪些是表面上、短期内看似优秀，但长期看实则糟粕的东西。这是借鉴的本意，而不是一股脑儿不加区分地照单全收。在未来我们应对列强的挑战同样应做好长足的准备，巩固自己最大的战略优势，传播中华文明的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应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华文明最好的继承与发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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