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表言论，会被视为智识世界中的大事件。但保罗·克鲁格曼先生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却不是这样。这篇文章多少暴露了这位资深经济学家最近无心治学，大概因为他每天花上13个小时浏览乌克兰新闻。在这篇攻击中国的文章中，他宣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经历其新冠政策的灾难性失败”。
克鲁格曼的论证意外地证明他逻辑错乱。在文章的开头，他承认，“我知道，我们西方的新冠肺炎疫情本应该结束，但每天仍有12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而且欧洲的感染人数再次激增，可能预示美国会再次出现暴发。”但这位美国经济学家没有评论自己国家的悲惨情况，相反，他急于抨击中国，理由是香港每天有数百人死亡，堪比纽约2020年年初的灾难场面；深圳重新处于封锁状态。“谁都不清楚中国这场新的健康危机何时或如何结束。”他写道。
我甚至画了思维导图，试图理解他是如何得出“这一切都说明形势出现了巨大逆转”这个结论的。而且只要这位学者从大量阅读乌克兰文章的时间中抽出一点时间，就会发现深圳仅仅一周后就恢复了正常生活秩序。
逻辑混乱在文章中延续。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疫苗不够有效，中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也不够高，而奥密克戎变种有更高传染性——因此中国应该放弃其“动态清零”政策。难道他真的相信让病毒肆虐并解除必要限制可以挽救更多生命吗？
克鲁格曼忽略了另一个关键点。中国的指导方针是生命至上，而不是被一些西方舆论过分简化为误导性的“清零”。中国不遗余力地争取更快更有效消除这一流行病。今年2月，《华尔街日报》也承认，中国的政策实现了死亡人数和经济干扰最小化两个目标，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我敢打赌，克鲁格曼不会赞同华尔街同行的观点，将继续混淆中国的“生命至上”理念和西方定义的“清零”政策。
克鲁格曼在讨论中国政治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这个领域他也不太擅长。他的每一句话里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义”，从民族主义到西方必胜主义。他还不忘使用“开放社会”这个术语，这很令人欣慰，看来他还没有忘记阅读卡尔·波普尔。
尽管克鲁格曼在2013年关于“中国经济撞墙”的预测惨败了，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卖得很好。他应该知道，在谈论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例如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时，做出任何预测都应该倍加谨慎。至少他现在下结论说“美国的制度在抗击疫情方面更好”还为时过早。
不少来北京参加冬奥会的选手认为留在中国比在世界其他地方安全得多。克鲁格曼先生，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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